近一百年来，我国发生的变化，用天翻地覆来形容，豪不夸张。进步的速度超过所有的国家，也是事实。要说条件优越吧，肯定不是，西方国家资源丰富、教育水平高、科学发达，我们望尘莫及。要说是起点低吧，比我们贫穷落后的国家也不在少数。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是：我们提出了明确的、也是正确的目标。

确立怎样的目标，就可能获得怎样的成就。国家如此，组织如此，个人亦然。

辛亥革命前的2000年，我国封建帝王的目标是治国安邦，老百姓的目标是丰衣足食。那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大成就。

孙中山的目标是推翻满清，建立共和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普及白话文；妇女运动的目标是男女平等；土地革命的目标是平均地权；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目标是推翻三座大山，消灭压迫和剥削，打倒蒋介石，建立新中国。这些目标得到全国老百姓认同和拥护，全部实现了。

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方向发生模糊和混乱。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，没有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相反提出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”，决心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，“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”。谁也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谁，混乱自然不可避免。方向错了，人们不认可文革领导的正当性，只是依靠历史惯性，盲目地跟从毛主席，灾难也终于不可避免。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江泽民提出的“三个代表”，重新界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，提出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”的目标，我们于是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。

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是1989年的学潮。那是一次失败的运动，原因是盲目。学生们只有善良的愿望，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没有鲜明的政治诉求。有一个学运的活跃人物，他逃亡到美国后，一次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中说，“我们虽然不知道要什么，但是知道我们不要什么。”这是实情，也是不可原谅的幼稚。知道不要什么，而不知道要什么，表现形式只能是发牢骚，宣泄情绪，有如一群任性而固执的孩子，不可能形成理性的运动。当年学生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，思想解放，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，这些要求与政府的目标没有矛盾，只有火候、分寸掌握上的差异，不足以也不应该形成对抗。既然不知道要什么，当然就得不到任何东西。